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使我党关注民生有理论依据，并把改善民生提高到了从来没有的高度。

其次，国内收入分配秩序失衡，两极分化现象显著，富裕阶层在社会分配中处于优势地位，有能力在其资产中持续增加房地产。房地产更成为了不同社会主体财富分配的枢纽，无房者被迫以数十年的劳动价值，去换取房产持有人通过房价暴涨产生的虚拟财富。

房地产代表了一种利益格局，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枢纽，是一个食利群体剥夺劳动群体的工具，严重危及到了一个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底线。换言之，房地产调控和经济结构转型本身就是同一个问题。三、欲说还休的房地产调控面对房价飞涨，政府自然不能等闲视之，发起了一轮又一轮调控，但由于调控本身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未能止住房价。为了保增长而释放出的流动性，一定会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房地产，这种市场创新能力是无穷的，不可能有效监管。首先看投资比例，没有哪个产业能够与房地产投资相比肩，几乎快成了政府操纵GDP的油门了。

当然，通过这种方式完成房地产调整，那对整个国民经济太惨烈了，实体经济会遭受到严重地冲击，空心化程度会相当惊人。进入专题： 房地产 。五、国际经济危机持续将从多方面影响我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等，毫无疑问将从多方面受到国际经济危机持续的影响：首先，国际经济危机持续将减少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影响中国产品的出口。

也就是说，这几年由于许多国家过度迷信凯恩斯反危机理论和政策，在反危机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推动了新一轮危机的形成。现在看来，这些扩张性政策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方面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复苏，同时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了重大贡献。贫富差距大、腐败较严重等问题不能归因于市场化改革，而应归因于改革不彻底和政经改革不平衡。连续爆发的美债危机和欧债危机并非偶然，它是国际经济危机持续演化的一个插曲，我们对国际经济危机持续进行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并以改革做好应对的准备。

中国在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也推出了很多改革举措，如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教育和住房制度改革等。现在看来，以改革应对危机一方面短期效果不是太明显，另一方面长期综合效果显著。

要像考核各地的GDP增长一样考核改革的推进状况，对改革成效显著者进行激励，对消极改革者或阻碍改革者进行惩罚和约束，形成各个方面齐推改革的良好局面。但迄今为止，全球反危机在解除危机病根——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货币制度和全球治理制度方面进展甚微。这次危机表面看好像是华尔街贪婪、美国过度消费、金融过度自由化和全球经济失衡等造成，深入看则是美联储长期低利率政策、美元霸权、西方国家福利制度和部分新兴国家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造成，再深入一步看则是国际货币制度和全球治理制度存在重大缺陷造成。新增长点形成一方面有赖于通过制度变革淘汰落后产能、消除新产业发展的种种障碍，另一方面有赖于新技术的重大突破，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新动力。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政策性复苏依赖于刺激性政策的持续，只要强心针不接着打，经济就要下行。原因在于，以改革应对危机具有多方面的效应：一则改革可直接触及危机的病根，是真正解决危机的良方。考虑到应对持续的国际经济危机必须加快扩大内需，必须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等，建议先从政府自身改革做起，以此形成改革的突破效应。三、近两三年的政策性复苏具有内在的不可持续性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来，许多国家运用凯恩斯理论，采取了政府投资、发行债券、印钞票、放松信贷、降低利率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一系列刺激政策来应对危机。

改革主管机构要具有比一般部门更高的位势，能统领全国的改革大局，能协调各个被改革部门。一、国际经济危机还没有结束以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欧猪五国为代表欧债危机不时发酵提醒我们，国际经济危机并没有完全结束。

四、真正结束危机的新增长点形成需要一个过程大的危机就如一个人生了一场大病，治病就要住院，既需要经过一个吃药打针、刮骨疗髓的痛苦过程，也需要经过一个滋补营养、生长新肌体的康复过程。五是加大对改革的考核力度，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动力和压力。

第五，国际经济危机持续将使部分人动摇对目前宏观调控政策的信心，影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高度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抓好制度变革的纲或龙头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解，是被意识形态与利益蒙蔽的假象，事实上，中国模式已经暴露了不可持续的危机，生产要素的垄断与行业管制，已经让这个国家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近日，中办要求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要求实现50人以上非公企业有党员。以目前的发展模式，如果不打破政府管制与国企垄断，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令人炫目的中国快车将很快熄火，政权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由于改革停滞、国进民退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随着移民潮而出逃，因为他们与执政党同样缺乏安全感。

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出现了产权结构的双轨制，即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其实，有关国企改革的分歧，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内部，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经常发出自相矛盾的文章，以及国研中心与国资委观点对立。

因此，政府改革派希望通过国企改革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并实现社会公平，而保守派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维护团体的既得利益，这种逻辑的尽头是重返计划经济与经济崩溃。这种在非公企业加强党的力量的做法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推进，但收效甚微。

在启动改革之前，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但是公有制的低效又在削减政权的治理能力与合法性，就像苏联那样处于短缺经济的穷苦之中，这构成了改革的最初压力，但对国有企业治理上的放权让利并未涉及产权，国家财政越来越无法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成本。如果继续打破国有垄断与行业管制，国家权力基于产权结构的安排必然陷入更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执政党在当前国企改革中的政治困境与潜在的不安全感。

第二个目的则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增加国家的税收。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数据的全面下滑，国企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经济应该开放由国企垄断与行政管制的市场空间给予民间资本，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量。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等等。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直接掌握企业所有权并通过这种产权来控制企业与职工。

在中国，最有势力的选民无疑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集团，而且他们几乎等同政府本身。尽管市场部门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没有位置，对市场发展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和障碍，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释放出来的市场增量空间快速成长并实现规模膨胀，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吸引力大量国际产业资本以及政府大规模进入市场投资，政府失去了改革动力而享受中国奇迹带来的荣耀，甚至有人陶醉在中国模式之中。

正如中国所发生的，民营企业家与社会精英移民的数量远远高于进入体制内的规模。在1990年代后期启动的大规模国企改革之后，在产权双轨制的市场里，政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本能的重新扶持缩减后的国有经济，以防止外资公司与民营企业相对过快的增长主导经济，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市场感受到国有经济重新崛起，是在2004年实施的一场具有争议的宏观调控之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在此之前，执政党巩固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想从党的组织与国家权力结构上与非公有经济的部分发生联系。他推论说，为了使垄断租金最大化，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因为如果这些有实力的集团财富与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会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因此，统治者会同意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巩固，是通过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以发展求稳定的逻辑。但是，国企改革之所以艰难，也不全是既得利益部门的阻碍，而是其关系到中国权力结构的变动，从而形成事实上的政治改革的格局。

来源: FT中文网 进入专题： 国企改革 。也就是说，党应该是全民党，其执政基础是国民的支持而非对资源与产权的控制，否则，市场经济的演变必然与上层建筑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执政党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应该超越产权结构，为全体国民与市场制定一系列民主的和法治的公平规则，并接受国民的监督。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共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因此，国企改革是表，政治改革是里，改革变得更为谨慎，在体制内的争议也就更加激烈。民间舆论关于国企改革的纷争，更多体现的是由上而下的一种意识操纵。